主持人：
本研讨会仅仅依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讨论，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对于材料的真实性、全面性负全部责任，论证会（研讨会）的主办者、发言者均不对由于案件资料的真实性、全面性之瑕疵或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
郭一平（著名调查纪实作家）：
三地合作社是在2007年国家颁布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这个法律以后，当年十月，当地一个农民叫巩群海，还有刘贤统和38位农民自筹资金6000万，在河北邢台隆尧县注册成立了河北三地合作社，它属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合作社的宗旨是吸股不吸储，吸收的是股份，但不是储蓄，这方面不带有金融性质，分红不分息，互助不外贷，对内不对外。三地合作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利益共享，风险自担的原则。
专业合作社成立以后，巩群海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这个人很朴素，出门他连皮包都没有，出门就拎个塑料袋，我们国家农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大包干，小岗村。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大包干刺激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仅仅是一时刺激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慢慢农民种粮种田积极性不断下降，现在广大农村是妇幼老弱来耕种，大部分劳动力都到城市了。但是地还不能扔，而且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平均农户每户耕地面积下降到六亩，每户有十几块土地，我老家也是这样，这块地是在南屯，那块地在北屯，农民自己耕种土地收入很少。如此稀少的分散农村产业，不便于大规模机械使用，包括飞机喷灌农药化肥都无法实现。过去毛泽东说农业学大寨，那些煤老板把地下都挖空了，挖空以后水位下降，农民要在大山里打一眼井就要三百多万，后来很多村庄都举家外迁。房子都是长满了荒草，活不下来，吃水都困难，都要到山上打水，更无法耕种农田。巩群海2007年10月份当时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在避免资本家下乡造成两极分化，又能够实现农民规模经营，既符农民合作社法又符合大政方针，搞得很不错。总书记上台后第一次的访问，他还跟总书记出去过，还有刘贤统也跟总书记出去过，加上当地媒体宣传。尤其是河北省发改委等八家单位，联合颁发给他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应该说这些年国家支持农业合作社发展提的很响，但是合作社这些年经营难免会遇到资金短缺，他们光建一个蔬菜大棚就要几千万，只有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做大做强。但是他们做的过程当中由于做的人数太多，由于13万农户，一个家庭是4口人的话，那就是几十万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来是对内不对外，结果有些服务网点对外了，还有的基层一些网点出现问题了。出了问题究竟多大呢，这个问题公安局查封之后，一年多也没有什么结果。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一个详细文章，这个文章名字郭一平奔赴河北三地合作社调查实录——究竟是谁违法了河北三地合作社采访实录这是我写的，我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当时媒体说三地合作社是骗局，但是我对这个事进行了批驳。
三地合作社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科学调配产业结构，合理运用土地，使农业生产更加系统化，专业化，降低了生产成本。三地合作社迅速发展，到了2014年底，三地合作社已经发展成200多个服务网点，13万农户，社员遍布十三个市县，在河北影响比较大，成为咱们国家第一个专业合作社。
仲大军（著名经济学者、社会评论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编委）：
首先我刚才特意让星水大律师查了一下农业合作社的规则，请大家注意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和我们股份公司是不同的，合作社没有股权的概念，就是出资，出资以后大家购买生产资料。所以合作社在合作过程中，他给社员们出资购买机器，购买化肥材料，然后一起务工出工，然后把生产的东西统一销售，通过规模经济的活动，产生比小农经济、个体经济更高的经济价值，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什么要组织起来，为什么要合作起来？这就是说合作社要高于个体单干的好处。
农业合作社是新生事物，也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新生事物，我们怎么扶持它，让它健康良性的发展，而不是出了问题，上来就剿灭，视同仇敌一样，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我想合作社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很多经营管理的问题，资金短缺的问题，它会通过一些办法，可能通过投机取巧的方法来募集资金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触犯了某些基层方面的法规，碰到这种事情，我们政府可以进行警告，可以进行谈话，可以进行事前通知，不行的话违规我先罚你，警告一下，不要再这样做，再这样做我们怎么处理，完全可以解决的。你没有必要搞突然袭击，几百人大规模抓捕，搞偷袭式的。你下毛毛雨行不行，我们本着治病救人的方法，吃点中药预防感冒行不行？非要搞成这样？个别的公安人员在里面趁机捞财，抢劫掠夺式的。
周雷（北京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秘书长）：
刚才大概对这个案子总体都了解了，尽管说咱们对里面的细节不了解，可是这个案子我觉得经过几轮的询问，大概能有这样一个方向，它的初衷没有什么问题，它的宗旨也很好，但是在管理运行过程当中，因为农民，说实话，他的管理能力、法律意识、对国家法律政策界限的把握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对外吸储，我觉得是它出现的问题。至于是罪还是非罪，有多大的罪，要看他们查的事实和证据，从现在来看，这个并不是一个案判的，是分案判的，可以看出三地合作社它的一些事实是区隔的，下面的社长做的事情并不是这些总社领导知道的，如果知道的话，肯定是一案处理。分案来处理，有可能分社社长他们去单独吸收的，他有个人的行为，也可能是体外循环。但是如果这些分社社长他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给予利益回报，那根据目前的法律，那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是没问题的，并且你这种行为与合作社的宗旨也是不一致的。
王南（人民日报社主任）：
我见到这个案子有一个同感，确实挺可惜的三地合作社，本来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至少是一次尝试，而且初期是很成功的，然后遭到如此打压，弄到现在这个地步，确实挺可惜的，但是今后怎么着，我个人还是乐观的。中国农村三农问题，可能早晚还是这个模式，所以我认为三地合作社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悲剧性的，但是我认为它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是基本感受。
现在这个案子本身比较复杂，但是我认为从材料里面反映的，从公安执法的角度，如果材料属实的话，至少反映出两点，一、公安粗暴执法，甚至是违法执法，怎么可以打人呢。二、把财产没收以后不做登记，或者不按实际数额给收据，这些都是硬伤，这些都应该纳入维权范围的一部分，不能平白无故被打了，当然可以说句为什么，包括我的财产被扣了，是一种非法没收。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维权，就是你们这些社员的利益，那是属于更大范围的，带有明显性的，你打人，强行把普通公民财产没收，这些问题是讲不过去的。
湛中乐（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一个是刑事方面的问题，由于个别人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审判决阶段，或者被起诉，可能还有继续上诉的问题。就刑事方面的问题，我同意周雷主任的看法，从程序上讲，他是否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程序去搜集证据，去立案、侦查，后来按程序批捕，目前是存疑或者存在很大问题。如果当事人所陈述的都是事实的话，证明了个别公安人员在办案过程当中，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违法的行为。不要以为国家层面有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是不是河北省各个系统都很好，很难说，可以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在北京开，在邢台市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至少程序是有问题的，或者能否经得起未来从法律上严格的考量，这个很难说，至少程序方面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实体。从已经定案的若干当事人判决来讲，它是不是能够满足当下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我们按照所谓的犯罪构成要件去综合判断。实体这块就是能不能构成所谓的罪，此罪还是彼罪，构不构成罪，是我们农民兄弟管理过程当中一般的漏洞，需要政府来指导纠正，还是有侵占财产、破坏社会秩序的主观目的？有没有这个恐怕要进行严格分析，这里涉及到当事人合法权益，涉及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我觉得三地合作社的成立，以及它的运作形式，还是主办者他们发起的初衷，尤其我们看到它前几年的运行过程，还是有它的建设性的，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背景下，它既不是私有企业，也不是公有企业，而是合作社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我们最近几年，随着新的形势，要法治，要面向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应该是符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实事求是的。从目前资料来看，确实发展中出现问题，也不排除合作社总社没有严格严守当时制定的只是在体内发展，而不在社外发展的制度。尤其是一些分社大量扩展，某些人利用这种形式集资，运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尤其我们看到材料中提供的执法形式，我们看到都是非常粗鲁粗暴的方式，首先体现在政府作为相关的机构，它对法治的不遵循，对这样社会新的事物没有采取培养支持的态度。
姜旸（北京易理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首席律师）：
因为这是专业的法律，我工作这几年了解合作社也比较多，包括我也去了天津西双唐镇，他也是以合作社形式，经过这么多年开发，去年年底拿了国家360多亿扶持资金，这也是一个新型促进产业发展的方式，你们提供的这些资料来看，从巩群海先生本人来讲，他也曾经建立过一个有效的产业链，包括绿色有机农产品也形成了规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员包括社员资金筹集方式上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领导上还是下面的人员，是他的彼罪还是此罪，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在这个过程当中，从12月18日的围剿，但是真正质证的话做不了法律证据，只能是作为社会的谴责，他们侵占的是合作社财产，包括到家里侵犯我们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怎么划分？律师也有公益性，也愿意提供一些援助和帮助。
张星水（著名学者、律师。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客座教授，曾经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中国大陆风云律师之一）：
第一，这个案子从法律专业角度看质量很高，因为它恰恰是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律政策，社会经济，民生，发展各个问题都聚焦到一个个案上了，现在好的政策和法律，和老百姓实际经济发展的欲望冲动，这种良好的愿望，包括发展过程当中涉及的一些法律禁区。
所以现在要提高认识，提高文明执法，文明法治理念，包括执法过程中的仁道主义，包括要有兼济天下，惠及民生，官民双赢，避免劳民伤财，执法过度，或者过度执法，给民生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要尽量保护心存善念，与人为善，保护勤劳为善共同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的合法财产。
最后一句话，作为从道德层面，虽然说我们法律人好像要给大家感觉都是无情的人，法律是讲理的，不讲情，但是我们也都是心怀侧隐之心和善良之愿的君子，我们还是希望当地政府能够统筹兼顾，综合治理，贯彻善恶标准，在这么一个巨大的法制行动中，要体现出政府的良善之心，以一颗善缘来对待劳苦大众，劳苦大众积累财富，创造财富是不容易的，希望政府不要因为一个问题就把问题扩大化，还是要慎用严刑峻法，善待民生，给老百姓一个活法和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