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                                     ——巴金《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先生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共分《家》、《春》、《秋》三部，属于巴金早期到中前期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川西盆地，旧家庭和新青年的斗争。二十年代初至二十年代末的七八年，是小说的时间背景；成都高公馆是小说的生活背景。围绕这所公馆，作者牵出了很多以自己早年真实生活为依托的人和事，形成一个连贯的情节。关于小说的内容主旨，巴金自己说：“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对于这个主题，应该说是得到了较好的贯彻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个三部曲的创作前后，作者的行文风格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家》的创作风格，可能就是“激进”。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矛盾的存在以及激烈的程度。新的年轻的力量与旧势力的碰撞，几乎没有任何回环的余地。其中令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觉慧，觉慧的个性是非常亮色的，是鲜明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觉慧有一句名言："大胆，大胆，要永远大胆。”他憎恶旧家庭，愤怒地称其为“狭的笼”。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比家里的一切人都进步，甚至和他“在思想上走得最近”的二哥觉民相比，他都认为自己比他更有勇气。他反对祖父用“抓阄”的方法为大哥选妻子，他爱上天真的婢女鸣凤，他热心参加学潮，即使被祖父软禁也在所不惜，他讨厌大哥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他支持二哥逃婚。纵观整部小说，他总是给人一种精力旺盛的感觉，读者很容易被他的热情感染，但是也很容易发现他身上的弱点。我们应当承认，觉慧的头脑里已经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民主思想，他也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利用这种思想去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然而他缺乏对这种思想的产生、传播、运用等一系列反应的理性思考。他已经看到了现状的不合理性，但是他缺乏深层次地揭示内在原因的能力，他对自己的未来也只是有一个模糊的信念：“我一定要自己管我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人物塑造恐怕和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有关。历来有很多人认为“高觉慧就是作者”。这当然不尽正确，但从中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见出这个时期巴金的影子。我们知道，巴金出身于一个富足的大家庭，舒适的（至少是物质上舒适）童年生活给予他容易知足的性格，母亲的关怀和典范作用培植了他的爱心和同情心。“善良与悲悯”这一将贯穿巴金一生的人格主线，在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家》创作于1928年，这一年作者二十四岁，刚刚脱离旧家庭的束缚，他身上具有一切青年的共同特征：血气方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带着强大的旧的痕迹骄横地表现着对新思想的鄙夷，人的良心和年轻人的热情一同把他推到了“登高一呼”的位置。天性中的善良和正直战胜了他人性中的懦弱。梅芬的眼泪，瑞珏的遗恨，老太爷的冷漠与可悲，觉新的挣扎与徘徊。曾经目睹过这一切的作者仿佛也站在葬送了鸣凤的凄冷的湖水面前，和觉慧一起高喊：“我控诉！”如此看来，他的文风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尽管《家》创作的这一时期，整个社会仍缺少一种明确的价值导向，使得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潜意识里仍然存在对前途的迷茫。但是由于善良的秉赋，作者能够保持近乎原始的正义感和判断力，“他没有武器，却有勇气”。而在“激烈与迷茫并存”的当时的社会中这种源于真、善的判断力显得弥足珍贵。在这种强大力量的支配下，虽然作者对现实的抨击还较为直白，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照也还停留在个体的认识水平，却并不妨碍这部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当时的许多青年就是怀揣着这部书走上脱离家庭的路的”。《春》基本延续了《家》的创作风格。强烈的批判现实的风格当然还在，有所不同的是，激烈单纯的觉慧不再成为小说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觉民和他的堂妹淑英。觉民一方面秉承了觉慧的强硬，另一方面增加了沉着和睿智。另外，与《家》相比，《春》对现实的描述和批判更显得深入而客观。比如作者写到：“觉新自然不会站在克明们的一边，他不会诚心乐意地拥护旧传统，拥护旧礼教。在他的心里也还潜伏着对于‘新的路’的憧憬。”我们知道，从创作层面上来看，一次成功的人物塑造，必然要避开“二元论”的影响，一个拥有长久生命力的人物，也必然应该拥有合于情理的复杂个性。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实现了一个成功的转变。和《春》相比，《秋》的创作风格可以用“转折点”来概括。钱理群说过：“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巴金的整个创作风格变了，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分析。”《秋》创作于四十年代初，然而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转变，作者的笔力变得更加成熟，塑造人物也更加全面。我以为，从作者的角度而言，多多少少会把自己一个的、至少是自己一个时期的思想带入作品，《秋》的创作就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热情与冲劲固然可以化作激进的话语唤起更多人的觉醒，但它毕竟不属于内涵的东西。当青年的热烈随着阅历的增加而淡褪，巴金的善良与悲悯开始以一种更深沉而理性的方式表达在文字上。作者试着告诉我们，对于他的家庭，他同样有着强烈的爱。同时，冷静的思考让他看到了“家庭”与“制度”的差异，温和善良的性格使他学会了宽容。他写觉新，写他在安葬蕙的遗体时据理力争的反抗，他对郑国光的一番话绵里藏针：“据我看太亲翁也不必太费事了。其实办这点小事情也花不了一年的工夫。蕙表妹没有这种福气，家舅的意思还是请表妹夫早点把灵柩下葬，好让死者有个归宿。这可以说是存殁均感了。”觉新的这种说话方式，从纵向比较来看，我们似乎读不出“作揖主义”的味道；接着又“用两只眼睛逼着”郑国光历数他的罪过，并要求他“拿出一个凭据”。作者想告诉我们，觉新毕竟也是一个青年，他仍然拥有抗争的欲望和勇气，尽管“不断有冷水向他浇来，也不曾熄灭他心上的火焰”。另一方面，他更频繁地流露出对觉新的谅解和同情。作者毫不讳言地指出：“觉新是我的大哥，是我爱得最多的人”。爱和宽容激起了作者对觉新的（也是对大哥尧枚的）感激和抱愧，最终汇成觉新的一句独白：我愿为梯，任人踩踏。”这是善良与理性促成的伟大的谅解！他写觉新，也写出了自己的影子。作者自己也曾说：“我自己的性格里面，也有一些觉新的性格”。从《家》到《秋》，觉新一直在隐忍，他愿意用一切的方法来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甚至可以假装满不在乎地毁掉自己的原则。他出钱为四叔的婢女买棺材，为五叔的女儿打捞尸首，他用自己的股票赔偿四叔因意外火灾造成的损失，他借钱抵偿婶母和陈姨太的存款，他一直想用“唯唯诺诺”换来自己的一点安宁。其实巴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狼狈。《随想录》里他写道：“我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担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他甚至说：“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这和觉新身上由于懦弱而生的无奈多么相像！只不过我们的社会最终转入法制，作者面前能够引起这种无奈的樊篱稍纵即逝，因此并没有一个延续让作者的预言得到印证。但我以为，这种觉新式的性格方面注定了巴金只能拥有平和谨慎、温厚的写作风格。他写觉民和觉民周围的觉民式青年，则透露出对造成现实不平等的根源的深刻认识，更多地透出他对社会的理性思考。在《秋》的时代，巴金已把批判现实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不合理的制度。书中黄存仁的口说了这样的话：“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在我们这儿情形更不同：我们在军阀的实力下面过日子。一个独夫可以用蛮横的力量摧毁一切，只要他高兴这样做。”这完全不同于青年巴金曾崇尚过的热烈激进，这种认识一方面基于他的冷静和理性的思维，一方面又催生了他笔底的悲悯与爱的彰显。比如他描写男旦张碧秀受骗遭弃的经历；他描写失女之后的五太太沈氏，更是直接地点明：“一个孤寂的母亲的痛苦是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的。”在这样的文字当中，作者用冷静的思考和热情的宽容减少了主观上的与旧家庭的对立和抵触情绪，而整个小说的厚重感，也因为人物性格多面性的增加、批判力度的深入而愈显厚重。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大概地看出巴金文风的转变，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回归。锋芒在背的文字只属于鲁迅，对人生冷静的关照和热情的悲悯才属于巴金。只是那个热切期盼“清夜闻钟”的时代给巴金的文字涂上了富有激情的“咏叹调”式的色彩。巴金原本是个思想家，是特殊的时代让他做了革命者。是那个时代在这汪平静深邃的湖泊里掀起激越的浪花。用看似平和却富有洞察力的眼光解剖人性的弱点，勇敢地讲真话。“愤青”时代并不永远存在，时间逐渐收敛年轻的锋芒，当“一吐为快”式的激扬文字才回归到对现实“发微”式的描述以及看似平和的理性思考，伴随巴金的，只有他一以贯之的品格：爱、宽容、说真话。巴金不是闯将，他是冷静清醒的思想者，是“文学的良心”。

师大中文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