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民办教师，却恰恰出现在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的时候。　

■即使是在农民堆里，你也会很快发现谁是民办教师：他们很少袒胸露背，很少言语粗俗，甚至很少肆无忌惮地高声谈笑。　

　
　

■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政府能够在2000年底基本实现“两基”表示怀疑。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有一个叫做民办教师的优秀群体。　

■从1979年10月开始的“民转公”，使民办教师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谁是民办教师　

在中国民办教师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民办教师的历史，我们或许会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们似乎很难向今天的孩子们解释，到底谁是民办教师。　

记者曾问北京的中小学生们，有谁知道民办教师？得到的答案很让人失望。许多孩子想当然地认为，民办教师就是民办学校里的老师。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民办教师，却恰恰出现在50年代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时候。而原本意义上的民办教师，也随着建国后民办(私立)学校的成功改造而消失了。至于近几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而出现的大量民办学校，那里的教师并没有被认为是民办教师。　

还有许多孩子认为民办教师就是乡村教师，他们从电影、电视里得出了这一结论。不错，民办教师绝大部分任教于农村(含县镇)中小学，但在同一所乡村学校里，同样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之分，他们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是否具有城镇户口。从整体上来看，民办教师在学识水平、教学能力上和公办教师存在着差别，但同样是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到农村中小学任教，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城镇户口的便是公办教师，没有城镇户口的只能是民办教师。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城市中小学并没有过民办教师的出现。因此，有人用“农民教师”来形容他们：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　

但是在农村中小学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教师”，最多时他们有近100万之众，有的在教师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近20年，但他们只能称作“代课教师”。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那些持有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并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才有资格称为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似乎就是这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却十分明确告诉世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担负起了中华民族最神圣也最艰巨的农村教育的重担。

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智者　

有人曾经这样来给民办教师画像：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过，从教室外匆匆走来一位中年男子，沾满泥土的裤管还不曾放下；只见他将锄头往讲台边一放，一个声音便从他的喉咙里蹦了出来???　

“上课！”　

我敢肯定这其中想象的成分极大。至少在我认识的民办教师中，尽管放学后或星期天，他们不得不在田间地头辛勤地劳作，但在课堂上，他们似乎比公办教师更在意自己的教师身份，也更会在衣饰上、言语上、行为上刻意表现自己温文尔雅的一面，以示自己与普通农民的差别。即使是在农民堆里，你也会很快发现谁是民办教师：他们很少袒胸露背，很少言语粗俗，甚至很少肆无忌惮地高声谈笑。　

我的小学老师杨怀远就是这样一位“爱面子”的民办教师，也是我们那儿公认的大才子。我们家附近好几个村的男孩女孩的名字，几乎都是杨老师给起的。杨老师会吹口琴和竹笛，一年级他教我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时，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才知道原来口琴也会唱歌。杨老师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常是我们还没有下课，教室外面就有人从大老远的地方来，请他给写对联(我的家乡有送对联祝贺结婚、乔迁等的风俗)。和别人家不同的是，在杨老师的卧室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橱，里面有《儿童文学》等杂志。杨老师还喜欢写作，有一次他在市里的一个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得了五块钱的稿费，在我们十里八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记得父亲曾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你看人家杨老师，写1个字要值6分钱！”　

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一个民办教师都像杨老师一样，被当地人认为是诸葛孔明的化身。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由于高考制度的取消，许多农民子弟上完高中后便当了小学教师，客观上使民办教师实际上成为当时农村精英人才的集散地，民办教师也几乎承担了当时全部的农村小学教育。最近我在翻阅有关资料时才发现，如今活跃在各行各业、50岁上下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中，很多都曾当过民办教师。　

也因此，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民办教师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富有智慧的群体之一。最近在采访时不时听到一些对民办教师的偏见，诸如“招了一批，转了一批，剩下的素质太差了”等等，我都会感到十分的愤怒。因为即便是现存的民办教师，他们也是经过了许多次的筛选才留下来的。也许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准，也许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更谈不上会使用微机，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不仅自己保持着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还在培养着我们下一代对科学文化知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还要对民办教师苛求些什么呢？他们的选择应该没有错　

1974年，20岁的陈之清从部队退伍回乡时，曾经像今天的归国留学生一样抢手，当时像他那样既年轻又有文化的中共党员，在农村还是很少很少的。公社领导想把他留在社里，或者让他到大队当党支部书记，但他却坚持要到离家四、五里地的小学当民办教师。当时很多人不太理解，他的父亲倒是很支持，“当老师不错，朝朝代代都离不开老师。”　

去年底记者见到陈老师时，45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由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开始时每一次县中师在民办教师中招生，他都要去碰碰运气，但每一次都令他很失望。后来，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转正”(转为公办教师)上。只要一天没“转正”，陈老师的心就一天放不下，他很担心自己会被辞退了。可能正是为了实现“公办教师”的梦想，陈老师工作一直很努力，他的教学成绩也常常排在全乡前两名。陈老师所在的学校是完全小学，由于学校公办教师越来越多，近几年他只在一、二年级循环任教。陈老师告诉记者，他一直想去一趟北京，也好在教《我爱北京天安门》时告诉学生天安门是怎么回事。　

陈老师还一直为自己的住房发愁。他现在的土坯房还是70年代初盖的，遇上天阴下雨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而在陈老师同时甚至比他还晚回来的退伍兵中，有的当了乡村级干部，有的当了乡镇企业的厂长，生活早已脱贫奔康了。记者问他是否后悔选择了当民办教师，他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陈老师的弟弟却抱怨他有点迂，他告诉记者，如果哥哥当时当了村支书，不光自己不是现在的模样，连他也可能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比当民办教师好？”　

在记者接触到的民办教师里，类似陈老师这样的很多很多。他们一边为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而拼命地工作，一边还要忍受着工资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欠。我有的时候甚至会想，工作如此辛苦还拿不到钱，他们为什么不去另寻一份工作，哪儿挣不到这一两百块钱呢？但现实却告诉我，民办教师大都是那种“认死理”的人，或许正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某种理想，他们才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　

记者认识的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政府能够在2000年底基本实现“两基”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用占世界0.78%的基础教育经费，完成占世界19.81%的适龄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的一项调查)。我想，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有那么一个叫做民办教师的优秀群体。　

他们的选择有什么错？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　

民办教师是在我国国家办学力量严重不足和私人办学不被提倡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如何妥善地解决好民办教师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广大关心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人们密切关注的话题。　

值得高兴的是，民办教师问题一直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这也给广大的民办教师带来了福音。